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法院审理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案件，认为原告请求准予许可的理由成立，且被告没有裁量余地的，可以在判决理由写明，并判决撤销不予许可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

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我国宪法制度中具有的根本性、全面性、时代性。1979年和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三次会议曾经对1978年宪法作过两次修改。

1982年宪法不仅恢复、充实和完善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作为第二章，列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凸显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精神。（七）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为增强全社会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作出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因而，进行任何与宪法有关的活动，都应当坚持讲政治与讲法律相统一。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已经久远，但由于涉及我国宪法制度，后来时常为学者所提及，特别是在讨论国家主席制度时。

会上，围绕要不要在宪法中写国家主席、要不要设国家主席、谁来当国家主席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同林彪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五、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宪治国、加强和改进宪法工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84]但解放可以是自由的条件，却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

[22]这些深受西方思想熏陶的知识精英无疑成为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进程中思想上的重要引领者。日本的成功经验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可谓为欧化思潮提供了坚实的经验素材。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该大纲所表现的民治，可以说除共和国体一事外，别无可言。进而，1793年、1795年和1799年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宪法都交予全体公民复决通过，反映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应由全民参与其制定的民主立宪观念。

在黎元洪和冯国璋担任总统时，段祺瑞内阁行使了责任内阁的所有权力，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行政执行权的局限性，立法机关的断裂状态以及个体立法者在能力上的不胜任，使得责任内阁制无法实际运转。[10]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受到郑观应、何启等人影响，曾试图在现存政体内部用和平方式救治中国。

[40]参见《〈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民报》1906年第3期号外。[126]参见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以下。期间，罗马共和主义对17世纪的英国已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早期的英国共和主义者反对君主制，而且他们后来都接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一个自由的国家可以是君主制，只要君主服从法律并接受议会权力的制约。由此，地方军阀所寻求的是所在省的权力自治，意欲摆脱中央控制，可以进行地方权力独裁，而不是给人民一个自治的政府。

[89]参见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56页。今试将西洋之建筑、工艺、政治、法律、图书、音乐等，所谓文明之主要者，而与吾向所有者，一一相比，何不一一彼胜于我。同样，对于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这一共和要义，在民国初年，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中国革命党，当时所有的政党以及政治团体在选举以及组织集会方面都很不成熟。[81]从革命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正当性无疑不可能完全依靠革命获得支撑，而在权威概念缺位的情况下，民初共和国建设更是步履维艰。

在共和国建立之后，虽然克伦威尔改共和政体为护国主政体，实行军事独裁，但分娩之后的历史轨迹已经完全不同于封建专制时期。但中国古代语境下的共和在具体含义上显然区别于西方，其实为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共)与实行仁政(和)的综合，本质上仍然为专制体制。

[119]See Maurizio Viroli，Republicanism，Hill and Wang, 2002，p.69.[120]参见萧高彦：《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载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国民素质是一个与共和所要求的公民德行密不可分的概念。

首先，与共和相类似，制宪在某种意义上与革命具有一定的暖昧关系。另一为宪政共和主义，以孟德斯鸠、美国开国先贤以及康德等学者的学说为主线。[85]可见，一方面，解放之后需要通过文本等形式将对自由的渴望进行确定。[46]参见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40页。不管政府采取何种形式，代议制都是必须的，否则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形式，因为立法者绝不能只由一个人来担当。但是掌权的袁世凯对于责任内阁毫无兴趣，而是通过制定新的宪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独裁统治者。

相反，立宪改良派循着达尔文的进化论思路。虽今日之比例，日本优于中国，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国不优于日本？无他，欧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国势之速率即随以日增。

民初共和国基本确立之后，进行了诸多立宪活动并多次召开议会，也产出了多部宪法文本，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等。[20]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留学高潮，如此造就了一大批具备西方思想理论素养的知识精英，一时引领社会潮流，正所谓游学海外，窥破世界进化之公例，著书立说，以唤醒同胞。

本诸里以发诸表，本诸实以施诸名，根本既立，枝叶自茂。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家纷纷反省失败原因时，田桐发现，卢梭所讲的共和原理是，自治之精神支撑着共和之政治的根基。

18世纪正是在此意义上称‘有限君主制，也就是说，君主的权力由于法律而受到限制。从历史比较来看，对于共和而言，关键已不在于采取何种统治形式，而在于有限政府的确立。第四，对于革命来说，暴力很难避免，而且通常是必须的。从历史经验来看，共和国的塑造，除了制度和宪法，还时常以革命来开端。

虽然当时制定了临时宪法，但以内阁制否定之前总统制的立宪实践无疑落入自我否定的俗套，且较为粗糙的制定过程对制宪权威的塑造也并无助益，这些都潜在地削弱了本来就需要不断强化的权威基础。参见前引[44]，Ch'ien Tuan-sheng书，第70页。

从理论上说，法国革命者的致命失误，就在于他们不知不觉和不加批判地相信了，权力和法律来自同一源泉，[69]其实，只要政治体的权威真的完整无损，叛乱就很少发动，革命从来就不会成功，[70]反之亦然。[101]1923年，国民党重组试图尝试瑞士的委员会制，也以失败告终。

从形式上看，全新开端往往以设定革命历法的方式表示出来，其中处死国王和宣告成立共和国的那一年被定为元年。[67](三)权威与正当性的知识缺位从共和原理以及历史经验来看，民初共和国建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与立宪相交融的权威概念的知识疏漏。

[23]从《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来看，《民报》主张共和、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望国民革命等论点，[24]无疑均取法于西洋。[11]先后参加者，《民报》方面有汪兆铭(精卫)、胡汉民(衍鸿)、陈天华、章炳麟等，《新民丛报》方面为梁启超等。[35]参见前引[25]，冯天瑜文。另一方面，仅仅基于军事力量上的劣势等因素，南京临时政府便选择了一种通过制宪来向权力妥协的方式，错误地将共和的希望寄托于重新立宪以及袁世凯身上，这不仅体现了对共和与权威关系的知识疏漏，对制宪权威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用。

参见孙中山：《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弥补自由主义之下不断衰败退化的公民德行。

参见前引[9]，郭廷以书，第368页。共和概念中的公民德性对于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进行公共生活等都至关重要。

杰斐逊将其提升到比法律更高的地位，赋予新的国内法和旧的道德规范效力的，并不是合理理性，而是一种神启理性，是理性的光芒。其实，革命派对于立宪共和的呐喊与现代革命在理论上具有内在的交融性，而非系偶然，或者限于立宪派的妥协性。